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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四个姑妈，最小的姑妈名叫张莲花，只比我姐大六岁。我们当地叫姑妈为女“爷”，她是最小的姑妈，我就叫她细爷。
我出生在农村合作社大集体的年代，每家每户是靠工分赚口粮。工分是根据各家出工人数和天数计算的，粮食收成后按照工分数计算每家分得口粮的数量。
在那个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年代，少出一天工，就意味着分得的口粮可能养活不了一家人。主要劳动力都要按时出工和下工，妇女们也一样，哪怕还是在哺乳期。坐完月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妇女们都得按时出工赚工分。给孩子喂奶，也只能趁中午饭后有限的休息时间匆匆跑回家，奶完孩子，立马再将小孩子交给大点的孩子带，然后转身奔回田野。
小姑妈的年龄不够出工挣工分的条件，于是照顾我们姐弟的主要任务就落在她的身上。我家姐弟四个，差不多都是小姑妈带大的。因为这种工作需要，加上家境的困难，小姑妈一辈子没上过学。
洗衣做饭是日常，照顾几个小孩子的生活是最大的任务。生下我之后，母亲因身体的原因，没有多少奶水，我断奶的日子比较早。刚开始的时候，靠牛奶糕冲兑的所谓“牛奶”，加上米汤还能续命，后来是稀饭，再后来稀饭不足以喂饱我的时候，我开始吃“烫菜饭”。
“烫菜饭”这个名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粮食有限，纯吃干饭吃不起，吃饭还需要炒菜，又会多一笔开销，于是“烫菜饭”应运而生，成了日常主食。
困难时期，这种主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起的，小孩子才能拥有特权。做父母的，以不让孩子挨饿作为首要目标，哪怕自己不能吃饱。
“烫菜饭”的制作其实很简单。烧上一锅水，抓几把大米放进去，等稀饭差不多煮好的时候，将洗好切好的白菜帮子，南瓜、瓠子、丝瓜之类的蔬菜放进去，再加适量的盐（条件好的时候还会放点菜籽油），盖上锅盖等蔬菜烫熟了就可以出锅直接吃了。
听父母说，我开始吃“烫菜饭”的时间，大概是在一岁半的时候。在我两岁多的一个冬天，晚餐时间，小姑妈做好了“烫菜饭”，给我盛了一小碗让我坐在一张小桌前吃，然后忙别的事去了。
当时我穿的是姐姐、哥哥依次穿过、后来传到我穿的一件破棉袄，袖口有几个破洞，棉花絮从破洞里绽开出来。不安分的我十分好动，吃饭的时候手舞足蹈，一不小心将袖口擦到小桌旁边的煤油灯上，棉絮直接腾起了火苗，接着火势越来越大，我痛得大哭。
小姑妈听到哭声赶紧跑过来，看到那阵仗，也吓得不轻，手忙脚乱帮我灭火，扑完火，赶紧查看我有没烧伤，情急之中撸着我烫红的手臂，想减轻一下我的痛楚，结果却撸下一块皮。我手上的那块皮就一直没有长起，虽然伤疤后来变小了许多，但至今一直还在。
为此，小姑妈一直心怀愧疚。只要一谈起这段往事就后悔不迭。没想到，她过世后，这块伤疤却成了小姑妈留给我余生唯一的印记和纪念，让我时常温暖地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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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背起一个破帆布袋做成的书包，高兴地和小伙伴们上学去了。
一天放学回家，推门看见堂屋里围坐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就是我未来的小姑爷。他是跟媒人一起到我家提亲的。
小姑妈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将头埋得很低，掩饰着害羞红晕的脸，双手茫然地抚弄着两根垂下的辫子。姑爷也很腼腆，老实巴交的那种，手足无措地杵坐在条凳上，不敢正眼去瞧小姑妈，但偶尔一闪而过的偷瞟，那眼神透露着十分满意的神情。当时的小姑妈正值芳华，与她的名字“莲花”一样，如出水芙蓉般清丽。
出嫁的那天，小姑妈却哭得十分伤心。那时候我不懂，喜事为何哭泣，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老家有哭嫁的风俗。
但那天小姑妈的哭，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长大了我才知道，她的哭绝对不是迎合风俗，而是真的很伤心，因为她割舍不下这份苦难的亲情。
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她嫁得有点远，离我家差不多二十里路，步行走得快也要一个半小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出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有了自己的家，就不能时常回家，不能随时看到、照应到年龄尚幼的我和弟弟。
第二年，小姑妈和小姑爷一起，用箩筐挑回了我的第一个表妹。
等箩筐刚刚落地，我第一个凑过去，趴到筐沿看小表妹。小表妹刚满月，脸蛋粉嘟嘟的十分可爱，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明亮而清澈，正好奇地四处梭巡着周边。我凑近那粉嫩的小脸，仔细观察她，没想到她突然嘟起小嘴，朝着我嘴吸吮过来，冷不防吓了我一跳。就这样，小表妹给了我记事以来，人生第一个吻。当时我还很得意，以为小表妹像我喜欢她一样喜欢我，后来才知道，被挑着走了一两个小时，她那会其实是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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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第一个表妹开始，后来几年陆陆续续，我又多了两个表妹。
八十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候，流行口号是：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
计生委的权力很大，看到怀上第二胎的，先是晓以利害地劝说去做人流，劝说不成功的，有医院做人流手术，就算已怀孕五六个月的有时也不能幸免。
所以那个特定的年代，就诞生了“超生游击队”这样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计生委和想再生育的妇女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妇女一旦被发现再次怀孕的，就不敢在自己家里住了，而是到亲戚家四处“打游击”躲避计生委，有的甚至闭门不出不见外人，封锁消息，静等着孩子出生。
别以为孩子生出来，木已成舟了就会没事，等待她们的是超生罚款。罚款数额还特别巨大，一般家庭负担不起，发展到后来，拖猪拉牛抵偿计生罚款的情形都会上演。
那个年代的农村，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孩子的养育成本不高，能有口饭吃就行，所以一般家庭都希望能多生几个孩子，特别是第一胎生的是女儿的家庭。大家都坚持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哪个家庭如果没有男孩，那就是类似断了自家香火的耻辱，农村人家因琐事吵架，没男孩子的家庭经常被人骂作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断子绝孙。
小姑妈就这样被人讥讽过几回。好强的她心里实在气不过，就回怼过去，发誓坚决要生个男孩！
小姑妈一辈子没上过学，但为人处世大道理，她比一般人懂得更多。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小姑爷为人更是倔强，其他的兄弟家生的都是儿子，就他这一房没儿子，他不甘心。所以他们坚决地选择再生。
结局上面已经提到了，后面接连两胎生的依然还是女儿。光是计划生育罚款就将他们全部家底给掏空了，更别说还要多养活这增加的几张嘴。
一般家庭到了这个地步，大多会选择放弃。可倔强的他们仍然选择生第四胎！等计生委差不多搬完了她家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并且欠下一笔不菲的罚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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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农村，养育四个孩子的艰辛，是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的。
小姑爷家世代种地为生，家境本就不宽裕。小姑妈嫁过去的头两年，却用勤劳的双手支撑起了整个家，将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她家住在巴河镇附近，一江之隔就是鄂州（当时叫鄂城）城区，坐轮渡过去很方便。小姑妈看到了商机，带领小姑爷在自家地里开辟了一大块菜园，在忙农活的同时，兼着做起了菜农，蔬菜主供鄂城。
当时有收菜做批发的菜贩子，行走于巴河农村和对岸鄂城之间贩运蔬菜。但收购价却很低，菜农们辛辛苦苦种下的蔬菜，流通到市场后，大部分利润却落到了这些菜贩子的口袋里。对比下来，菜农直接坐渡船将蔬菜挑到鄂城去卖，要多赚很多。所以，除了实在卖不动的菜才批发给菜贩子外，主要的菜他们都是坐轮渡，亲自挑到鄂城去卖。
我在巴河读中学的时候，高三期间是在小姑妈家住的。我自告奋勇帮过一次小姑妈，和他们一起挑菜送去江边轮渡口上船。开始小姑妈坚决反对，后来见拗不过我，就答应让我试试看。
因为要赶早市，所以必须起得很早，赶第一班轮渡过江。我们起床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天还是漆黑一片，小姑妈和小姑爷将头天晚上洗好摘好的蔬菜分装成三担，给我装的却只有半担蔬菜，我自认为年少力壮，嫌少非要再给我加点，小姑妈则坚决不同意，告诫我远路无轻担，不是我挑不起，是我的肩受不了。
我的那担菜大约有一百二十斤，而小姑爷挑的那担菜，目测是我的两倍不止。小姑妈也挑了一担比我还要多的菜，还腾出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走在最后面为我们照明，我们一路借着手电的微光前进。
从小姑妈家到轮渡口，大都是泥泞小路，前夜下过雨，路况很差，十分湿滑，挑着担子走起路来十分艰难，每一脚都要踩踏实了才敢迈第二步。
小姑妈的话说得没错。走了不到一里路，我就开始不断换肩，扁担变得越来越重，肩膀火辣辣地痛，双腿也不大给力，走路磕磕绊绊。小姑妈都看在了眼里，一边笑着跟我聊我学校读书的话题转移我的注意力，一边不断叮嘱走在最前面的小姑爷走慢点，时不时还要放下担子歇歇。其实这是在迁就我。我一直是暗暗咬着牙挺着的，等我们走到轮渡口放下担子的时候，我几乎是累瘫了。
这种活儿，我做一次就累得肩膀脱层皮，想想都后怕。可他们长年累月这样坚持，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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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表妹、一个表弟，就这样在父母勤扒苦做中安然长大，四个孩子相继脚跟着脚都上学了。那时候上小学是要交学费的，所以小姑妈家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每到了快开学的时间，都是最艰难的时候，因凑不齐孩子们的学费，小姑妈只好硬着头皮到各个亲戚家去借，而家族中大多都是些穷亲戚，借不到多少，借来的都是抠出来的血汗钱。
所以只好自家抠着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小姑妈的生活过得十分节俭，能少吃一顿、少吃一口就少吃，最大可能省下哪怕一分钱。
她每天晚上洗、摘蔬菜到很晚才睡，凌晨四点钟就起床，挑着一担菜去镇上街边摆摊卖菜。身旁就是卖早点的铺子，可是她从来舍不得掏哪怕一角钱为自己买顿早餐。她后来的胃病，大概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埋下的祸根。
路边摆摊卖菜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城管每天会不定时地过来收摊位费，遇见地痞小流氓收保护费也是常态。赶上生意不好，菜卖不动，很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会折本。
小姑妈虽然没上过学，但脑袋却很灵活，会算账，人又活络，人缘很好。所以她的摊位生意一般比隔壁摊位的，都要好一些。
我在街上远远地看过一次小姑妈卖菜。她从不闲着坐等顾客来买菜，一旦摊前没人，他就时不时站起来吆喝几声。长期在这里卖菜，她的熟人很多，一旦看到熟人路过，她便忙不迭站起来爽朗地打着招呼，很是热情。
但远远地我就看到，不到四十岁的她，已经操劳得开始有了白发，脊背也像我父亲般开始变得佝偻起来，浑身瘦得看不到一块肉，目测体重估计不到90斤。
她已经开始变老了，不再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梳着两条又黑又粗大辫子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
因为白天卖菜耽误很多时间，所以家里的农活一般都忙不完，她经常晚上打夜工在地里忙，顾不上按时回家吃饭，经常饿着肚子和小姑爷一起忙到深夜才回家。晚上吃完饭，将四个孩子照顾上床后，她还会接着忙。
我高三在她家住的时候，有一次下晚自习回来，已经很晚了，但小姑妈却还没有睡，坐在堂屋里摘棉花，手没停，像机械般的摘着棉花，但脑袋却一点一点的打着瞌睡，她太缺少睡眠了，看着让人心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野菜逐渐成为了被人喜爱的菜品，价格比菜园种植的蔬菜要贵上好几倍。
有一种野生泥蒿在山野沟沟坎坎中长得比较多，当地叫它为鱼蒿。发现了这个商机后，每年鱼蒿长成的季节，小姑妈就多了一份兼职：摘鱼蒿。
为了能多赚点钱，小姑妈摘鱼蒿的勤奋到了忘我的程度。忙完农活，就拿着准备好的蛇皮袋子，漫山遍野地到处采摘这种野菜，直到天黑到看不到路的时候，她才肯背着一袋袋鱼蒿，拖着疲惫的脚步踟躇着回家。
接下来，晚饭后的工作就是分捡鱼蒿。这种野生鱼蒿分摘工作量很大，采摘回来的菜是半成品，需要手工一根根去掉茎上的枝叶。完成一根鱼蒿的分摘，相当于要去掉一大半的叶子，留下的就是那么小小一根茎尖。
花大半天采摘回来的一袋二十斤的鱼蒿，分摘完毕实际重量不足五斤，单人分拣耗时最少需要两个小时。鱼蒿分摘好后，再喷上适量的清水养着，防止第二天变蔫。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到菜摊上去卖。这样一天下来，实际赚得的收入大概五六十元钱，有时甚至更少，只有三四十元左右。但对小姑妈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所以每年到了采摘鱼蒿的季节，都是小姑妈很开心的时候。
分摘鱼蒿的时候，手上会沾染叶子上的绿汁，这种绿汁很难清洗干净，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黑乎乎地。有一次我帮小姑妈分摘这种鱼蒿，手上就沾满了大片的黑色，几天下来都洗不下去，见了同学、朋友都不敢伸手，生怕别人看到笑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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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河镇上的高中，学校离小姑妈家大概有三四里的路程。
四个侄女侄子中，小姑妈最疼的是我。所以看到我离她这么近读书，她很是高兴，总是催促着要我搬到她家里住。
刚到青春期的我，却十分向往过集体生活，所以没有答应她，坚持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下来。小姑妈很忙，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但隔断时间，她还是会抽空跑到学校来看我，每次都不是空手，总会随身带给我一些爱吃的菜。
到了高三，学业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巨大的学习压力，加上本身营养不良，我时不时就会生场病，身体不好，脸上尽是菜色。
小姑妈看了十分心疼，坚决要求我到她家去住，改善一下我的营养。另外还增加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理由，那就是要我辅导两个表妹的作业。因为小姑爷也只读了几年小学，没多少文化，表妹们大了，家里真没人能辅导作业。
其实这是托词，她知道我高三的学习紧张，抽不出多少时间辅导表妹们的学习。高三每天晚上都有晚自习，大家都自觉地学习到很晚，所以等我下自习回到小姑妈家，都是深夜十点多的以后。
自从到小姑妈家住宿，每天我都能吃到额外的宵夜。
那时候农村用的都是土灶，烧的是稻草或木柴，做完饭，灶膛里的余烬还是热的。小姑妈每天都要准备一陶罐好吃的，焖在火灰里煨着。我下晚自习回来，从火灰里掏出打开吃，还是热的。我吃得最多的是美味的油盐饭，这种饭比较接近现在流行的煲仔饭，贴壁的地方会有一层脆脆的香锅巴，十分好吃。有时候她还会专门为我煨些肉汤、鱼汤，单独给我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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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一晃表妹、表弟们都慢慢长大了。
经受过苦难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懂事。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表妹、表弟们没让小姑妈操太多心。老大、老二两个表妹读完初中，就再也不肯去上学了，她们相继去了温州打工，赚钱为家里分担妹妹和弟弟的学费。而妹妹和弟弟也很懂事，学习十分用功，没上过一天培训班，成绩却一直十分优异，相继都考上大学到省城武汉读书了。在温州打工的老大老二也很争气，老大在一家知名的服装公司做到了销售主管；老二以初中毕业的水平，通过自修，也获得了专科文凭。她俩先后都成了家，两个表妹夫都很不错，婚姻十分幸福。
最小的表弟上大学的时候，小姑妈还不到五十岁，而面容身形却比一般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还要老，头发几乎全白，脊背更加佝偻。但她的精神头却仍然很好，做事依然手脚麻利，没有空下一天。
按理说，小表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小姑妈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我一直为她这些年的操劳心疼，看到表妹表弟们各自有了出息感到由衷高兴，也为小姑妈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累、那么拼，感到释然、欣慰。
但是她依然没有停下忙碌。每天照样出工种菜、卖菜，忙得不亦乐乎。那年春节我去小姑妈家拜年，专门找她谈话，准备狠狠地批评她一顿。但她却仰着头望着我，笑眯眯地眯缝着眼睛，一如既往慈祥地笑着，语气温和而坚定做着解释。原来，她还盘算着为小儿子攒些钱买套房子。老屋的破房子年久失修到处漏水，要是儿子谈了女朋友，怎么敢带回家呢。
她说得有理，我也无语，原本打好腹稿批评她的话一句都说不出口。这个可敬可爱又可怜的女人，用文盲的一生，只书写了“操劳”二字，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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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弟的婚礼，是在他家在巴河镇中心地段买的新房子里举行的。我受邀也从武汉赶回巴河参加他的婚礼。新房子装修完全是按照城里人家的样子做的，装得很漂亮。
婚礼的宴席是在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叫新佳园的饭馆进行的。场面十分热闹，新娘子很漂亮，和小表弟是十分般配的一对。我被推举为婚礼的男方证婚人，上台致词。仪式第一环节是感谢父母，女方的父母没能到场，上面只坐着小姑妈和小姑爷。
婚礼主持人说了什么，我都没怎么听清，我一直在留意观察着小姑妈。那天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终于看见她脸上那发自内心的欢笑，从眼角到眉梢都洋溢着笑意，整个仪式从开始到结束，那笑容就没消失过。
第二年的春节，小表妹也结婚了。至此，小姑妈的任务算是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历经三十多年的苦难挣扎，终于守得云开风清。
在小姑妈满59岁的那天，表弟妹们张罗着给老妈办了个生日会，在农村，也叫六十大寿。这是她平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次大场面的寿诞。她像个小孩子般，戴上生日帽，坐在生日蛋糕前，许愿，然后吹蜡烛，她的笑容是那么温馨和恬静。
年，小表弟跳槽去了上海的一家汽车公司，工资涨了很多。紧接着他的孩子也出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小表妹也成功怀孕了，预产期在年底。
表弟媳妇从小父母离异，是被奶奶带大的，跟母亲不亲，生孩子的时候母亲也不在身边，坐月子没人照顾。升级为奶奶的小姑妈，义不容辞要去上海照顾儿媳，带孙女。虽然担心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但她还是万分欢喜地去了上海，这也是她生平出的最远的一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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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妈去上海没多久，就传来她生病的消息。我在与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才从母亲嘴里得知这个消息，就赶紧打电话过去询问，电话那头，小姑妈很淡定说只是脚疼，老抽筋，手也使不上劲。
在表弟的坚持下，医院做检查。开始是准备检查手脚是否有什么问题，结果医生经过初步诊断后，要求赶紧做全身检查。几个表妹也相继赶到了上海，我才预感到小姑妈的病情，可能没那么简单，隐隐着急，多次打电话给表弟妹们，追问检查结果。
医院的二表妹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真实情况，开始只是支支吾吾说是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她才终于带着哭腔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小姑妈诊断结果是胃癌中晚期！脚疼之类的其实是癌细胞扩散转移引起的。
我有如被晴天霹雳劈中了般的，人完全懵了，拿着电话的手瑟瑟发抖，除了发出啊的惊叹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病情的严重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小姑妈自从躺到了病床后，就再也没有真正起来过。一次上厕所，照顾她的二表妹一个疏忽没扶稳，小姑妈就那么轻轻地摔了一跤，却摔断了将那只伤腿。从此她没有再站起来过一次。
儿女们都很有孝心，坚持要给妈妈最好的治疗，不惜一切代价要挽回她的生命。但病情的发展却还是十分迅猛，病来如山倒，不久小姑妈就无法进食了，胃窦呈封闭状态，拒绝一切饮食，甚至包括汤水，刚吞下不久就会喷涌而出。
拗不过子女们的坚持，小姑妈后来答应住院接受治疗。因为不能进食，为了续命，只能通过胃穿孔，连接一根管子插进胃里输送营养液，勉强支撑身体基本营养。每接受一次光疗，都是一次痛苦地炼狱折磨，她的治疗反应很大，每次都会产生强烈呕吐。
我到江西出差，结束后直接从江西乘高铁去上海看望小姑妈。匆匆赶到病房，第一眼看到病床上躺着的小姑妈，我的心就颤栗起来。由于长期无法进食，她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我的泪就隐隐要奔涌而出，但我用力地强忍着，挤出笑脸的样子，轻轻地走到床边叫了声“细爷”。小姑妈睁开眼睛，看清站在床前的人是我，脸上立马来了些神采，甚至试图抬起上半身，但终于没能抬起来。我赶忙伸手过去，她就用那鸡爪般干枯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小姑妈已经气力全无，以前那风风火火的精神头，换成了现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虚弱。强忍着悲痛，我艰难地跟她说了几句徒劳的、宽慰她的话。而小姑妈脸上却一直洋溢着淡淡的笑意，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反过来还不断安慰着我，不用担心她，叮咛我好好工作，处理好夫妻关系。
在病床前坐了一会，我实在忍受不住。就借口出去抽根烟，逃也似地出了病房。小姑爷也跟了出来。在住院部下面，我难忍内心的悲恸，泪水夺眶而出。小姑爷双眼红肿，憔悴的脸上也挂满了泪水。我给他递上一根烟，帮他点着，自己也点着一根，狠劲地抽着。他一边抽烟，一边跟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而我却像听不见一样，只是简单地应和一下，然后默默地抽着烟。
下午我准备动身回武汉，临走前想留下一点钱，作为心意，小姑妈再三推辞不要，我只好丢下钱，然后头也不敢回地背上背包出门。小姑爷随后出来送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地铁口才分手回去。在列车上我接到小姑爷的电话，原来小姑妈假借让小姑爷送我，将我强行留下的钱让小姑爷带上，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将钱原封不动塞进了我后背上的双肩包里。
小姑妈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她清楚地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坚决反对继续治疗，她要趁着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让子女们将她送回家，她不想死在异乡，她要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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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妈是在春末的时候去的上海，回来时已经进入寒冬。萧瑟的寒风呼号着，为她唱着哀歌。
回家后，小姑妈的心情果然好了许多，但是病情依然不断加重，经常处于弥留状态，很久没有反应，然后过段时间，却又睁开了双眼，她始终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知道，小表妹就要临盆了，她是在等小女儿生产的消息才肯瞑目。从小意志力超强的她，这次依然在作最后一次的坚挺。
终于，小女儿的孩子出生了，表弟妹们将她小女婿通过手机发来的孩子照片在手机上打开，送到小姑妈眼前，让她看。
她又一次笑了，精神回光返照般地清醒起来，轻轻地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当得知是女孩，她发出一声讪笑，悻悻地说了一句：又是女孩啊。
一个生命的到来，伴随着另一个生命的终结，这是大自然恒定不变的规律。在得知小女儿的孩子平安出生后不久，像是了却了心愿一样，小姑妈撒手人寰。临终时没有任何挣扎，就像只是睡去一样，淡然安静地走了。她最终还是没有熬过寒冬，终年刚满60岁不久。
入殓的时候，我双手托起那已经像把干柴般僵硬冰冷的身躯，控制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艰难地将她放进棺木，她就那么孤单地、静静地躺在犹如一片白莲花瓣的空间中，凄然而安详。
这是最后的生离死别，下一刻当棺盖合上，我就要和最疼我的小姑妈阴阳两隔。我声嘶力竭地一声声呼唤：细爷！我多想能再听到她一声熟悉而温暖的回应！
泪雨飞溅到她那早已没有血色惨白的脸上，我试图用手帮她揩去，但又怕我的触碰，会打扰到欠了一辈子睡眠的细爷。就让她这么安静地睡去吧，在天堂，她再也不会欠瞌睡。她该安息了。
小姑妈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负重前行，就像为子女而生一样，燃尽了自己，成全着每个孩子。
她在艰难困苦、食不果腹的年代，孑然一身降临人间，又在妥帖地安排好子女、本该开始颐享天年的时候，倏然离开，不带走半点人世精彩。
她生在莲花盛开的日子，正如这夏花般，她用绚丽而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作为人母的生之伟大，然后在莲子并蒂的时节，决然告别，悄然凋零，化作尘泥。
随着莲花的离去，那一池的芳华从此不再。
又是一年盛夏，我徜徉在莲塘边，粉色、白色的莲花正夺目而优雅地盛开着，亭亭玉立，随风摇曳。泪眼朦胧之中，我仿佛在那些花瓣中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人，也叫作莲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