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症状及治疗 http://m.39.net/pf/a_10461897.html咸丰八年（年）的九月十六日，顺天乡试结果揭晓。顺天就是今天的北京，乡试是省一级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考中的人可以获得举人功名，离官场就近了一大步。所以，每次发榜都是北京城里的一件大事。
然而，九月十六日放榜这一天，围观的人群对着榜单指指点点，很多考生情绪激动，痛骂考试不公。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情绪激动的原因是：这一次名列前茅的新科举人，有很多都是平日里庸庸碌碌，甚至不学无术的人。最离谱的是，高中乡试第七名的是一个名叫平龄的镶白旗满族人。
这个平龄，平时不好好读书，整天泡在戏园子里喝茶听戏，肚子里墨水没有几滴，戏文倒是装了不少，是个出了名的“票友”。
平龄在北京城也算是能叫得上号的梨园人物。如今他榜上有名了，围观的人群炸开了锅。很多人就问了：“平龄整天唱戏，怎么可能考场高中呢？”还有人质疑平龄有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科举考试规定，考生必须“身家清白”。乞丐和J女的子孙是禁止参加考试的。此外，还有三类人也不能参加考试。第一类是家奴。第二类是皂役，也就是狱卒、刽子手、捕快差役等。皂役的子孙，只有脱离父辈的行业三代以上，才能参加考试。
第三类禁止参加科举的人是伶人，也就是演员、歌手等曲艺工作者，他们在过去被人蔑称为“戏子”。古代人认为这些职业最低贱，从业者道德败坏，所以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
平龄是京城出了名的“唱戏的”，难怪很多人要说“戏子怎么能参加考试呢？”
当然了，这些都是古代的事情了。但问题是，平龄泡在戏园子里的时间远远多于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他是怎么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呢？有人说，平龄可能是在考试的时候超水平发挥。
那么，更大的问题就出来了：在乡试的那几天，很多人看到平龄坐在戏园子里听戏，听得不过瘾，还亲自上台唱了几出，他根本不可能全程参加考试。一个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人，再怎么超水平发深，也不可能考中。因此，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场考试有黑幕。
这些流言和议论，传到了御史孟传金的耳朵里。孟传金对科举考试的现状不满，就四处搜集本年顺天乡试的种种传闻，准备上奏揭发。另有一种说法是，参与当年顺天乡试的一位考官，在阅卷的时候发现不少水平很差的考卷纷纷高中，觉得其中定有蹊跷，放榜后，这位考官私下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孟传金。
十月初七，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指出这次乡试存在舞弊行为。孟传金主要提到了考场违规的四种情况：
第一，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
科举考试有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他们对考试负主要责任，这一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什么是“同考官”呢？
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数以千计，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不可能一一阅读、评判所有考卷，所以就有许多官员协助他们阅卷，这些官员就是同考官。
考生被分到不同的考舍考试，每个同考官负责一片考舍的阅卷。他们相当于第一层的评判，把所负责的考舍的优秀试卷推荐给主考官，由主考官决定录取不录取。
主考官和同考官的关系是独立的，主考官不能强迫同考官推荐或淘汰某份考卷，但是，孟传金指出，在这次顺天乡试中，主考官命令同考官必须推荐特定的考卷。这就是“压令同考官呈荐”。
第二，同考官央求主考官取中。就是同考官请求主考官录取特定的考卷。
第三，同考官彼此互荐。
同考官之间也是独立的，只能负责各自考舍，不能插手其他区域。但是在这次顺天乡试中，同考官之间相互打招呼，让对方录取自己的人选。
第四，已取中而临时更改。
监考和阅卷应该是很严肃、很公正的。但在这次顺天乡试中，考官串通一气，随意更改录取名单，把考试变成了相互交易的大暗箱。
孟传金在奏折的最后，把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平龄搬出来作为证据，指出新科举人平龄“朱墨不符”。
“朱墨不符”，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要明白这一点，得从科举考试防范舞弊的措施说起。
隋唐的时候，考官们评判的是原始试卷。这上面不仅有考生的真实笔迹，而且卷首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这份试卷是谁写的，考官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考官阅读的时候，不可能不受这些信息的影响。哪怕他想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多多少少也会受到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家庭背景的影响。
到武则天执*的时候，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规定考卷一律“糊名”。也就是把考生的个人信息糊上，考官评判之后才能撕开封条，抄录考生信息。
糊名制度希望完全凭考卷的质量高低决定胜负，糊名的主要目的是看你写的文章能不能打动考官。但是糊名也有一个问题，它不能掩盖考生的笔迹或者考卷上的记号，考官和考生之间还是可以通过笔迹或者记号来内外勾结。
针对这个问题，到了宋朝，朝廷又建立了誉录制度。
誉录是这样的：考生用墨笔作答的原始考卷被称为墨卷。考试完毕，专门人员将墨卷糊名、编号，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
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誉录过程中，誉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
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档，朱卷交给考官审阅。
考官们评判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撕开封条，查看考生信息。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
科举考试还有事后的检查制度。名单公布后，礼部还要调试卷进行复查，称为磨勘。种种制度设计，为的就是尽可能地杜绝舞弊，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所以，孟传金说平龄“朱墨不符”，就意味着誊录、放榜和磨勘制度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平龄的试卷被调换了？或者有人替他作答？或者，平龄干脆就没有参加考试？
当时在位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之前就多多少少听说过科举考试的黑幕，非常反感。这次接到御史的奏折后，咸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一个字：查！
咸丰下令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组成专案组查办此事。
这个专案组的等级相当高，怡亲王和郑亲王是清朝的铁帽子亲王，怡亲王载垣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胤祥的子孙。胤祥是雍正皇帝最亲密的兄弟、最铁杆的*治支持者，也就是影视剧中那位“十三爷”，他被封为第一代怡亲王。
郑亲王端华的祖先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侄子、皇太极的铁哥们儿济尔哈朗。郑亲王这一支血脉，是清王朝最古老的藩王宗室之一。
可见，咸丰皇帝非常重视这次对考场舞弊的举报。他指示专案组，全面调查孟传金奏折中提到的所有问题，不准有一丝一毫的徇私枉法；专案组可以调查本次科举考试的所有考官。
有了皇帝的鲜明态度，案子查起来非常快。专案组很快查明，平龄的墨卷不全，不能证明他完成了考试。平龄的朱卷却是完整清楚的，孟传金揭发的“朱墨不符”属实。
更奇怪的是，平龄的朱卷上原本有七个错别字，竟然被人改正了。
专案组很快就逮捕了平龄。平龄这个人，平时在舞台上演惯了英雄好汉，但一进专案组，一点英雄气都没有了，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问他什么，他都支支吾吾。办案官员没有办法，只得把平龄关起来再说。
不幸的是，清朝的监狱太黑了，大白天都要打灯笼，里面什么样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平龄进了监狱后，很快就传来消息：平龄暴毙，死因不明。
最关键的线索就这么被掐断了。就在大家懊恼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跳了出来。这个人叫邹石麟，身份是翰林院编修，另外一个身份是当年顺天乡试的考官。
邹石麟向专案红自首，承认自己改了平龄的朱卷。他说，他看到平龄的朱卷时，以为上面的错别字是抄写时笔误，就擅自提笔改了过来。
案子发展到这里，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了，又有人自首认罪，提供了一个讲得过去的说法。如果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事实上，有很多案子就是这么了结的。很多人也希望，顺天乡试的案子最好到此为止。
案子调查到这一步，专案组拿捏不好咸丰皇帝的真实意图，就向咸丰汇报了初步的结论：第一，平龄登台演戏，纯属个人爱好，不必治罪，他也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读书人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要警示其他读书人，引以为戒。
第二，平龄的试卷中多次出现错别字，可以证明他才能平庸，没有达到举人的水平。
专案组通过委婉的说法，指出了平龄中举存在舞弊的事实。按大清律，平龄应罚停会试三科，考虑到平龄已经死了，可以免于处罚。
第三，考生舞弊，同考官应该连坐，降一级调任。同考官邹石麟又擅改朱卷，知法犯法，罪上加罪，建议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本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是协办大学士兼*机大臣柏葰，副主考有两位，分别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他们三人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罚俸一年。
咸丰皇帝接到报告后，面临两个选择。他完全可以照抄专案组的意见，结案了事，他也可以抓住报告中的漏洞，进行彻底调查，他会选择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咸丰皇帝的个人性格起了决定性作用。
咸丰皇帝剧照
在很多人眼中，咸丰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在他统治之下，清王朝加剧衰亡。其实，咸丰皇帝不是千古明君，但也不是一个昏君。他的庙号是“文宗”，“文”是对皇帝非常高的评价。
《清史稿》说咸丰当皇帝时期，“无一日之宁”，天天都面临着内忧外患，压力很大。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火烧圆明园，哪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葬送祖宗的江山社稷。我们不能说咸丰皇帝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但起码他都挺过去了，没有让清朝葬送在自己手里。
咸丰是经过激烈竞争才当上皇帝的。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出了名的聪明能干，很多人都以为奕訢会是新皇帝，结果咸丰战胜了奕訢，成了一匹黑马。
咸丰刚当上皇帝，就雷厉风行，处置了一批老官僚，其中就有闽浙总督刘韵珂。刘韵珂是一个典型的官场老油条，鸦片战争时期担任浙江巡抚。浙江沿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刘韵珂“恰好”生病了，向道光皇帝请了一个月病假，把巡抚大印交给浙江布*使代理。
过了一个月，战斗还在继续，刘韵珂的病没有好转，又向道光皇帝申请延长一个月病假。第三个月，他依样画葫芦，又要求延长一个月养病。过了十几天，得知中英双方开始在南京谈判了，刘韵珂的病马上好了，不等道光允许，他就把巡抚大印从布*使手中抢过来，宣布自己重新工作了。
狡猾的刘韵珂是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封疆大更中结局最好的，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年，刘韵珂升为闽浙总督，当时发生了外国人要求到福州居住的棘手问题，刘韵珂却在这个时候“旧病复发”了，向咸非皇帝请病假。
咸丰虽然当时只有十九岁，但处理得很巧妙：你不是有病嘛，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也不用请病假了，直接病退吧！于是，刘韵珂被免去一切职务，回家养老去了。他就这么戏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韵珂这个级别官员的去留，必须由皇帝亲自决定，其他人不能帮他，也不敢帮他。咸丰皇帝对刘韵珂的处置，是他自己独立做主的，既体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又不失血性。他对人情世故有相当深的了解，又懂得*治技巧。
说了这么多，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咸丰皇帝首先是一个年轻人。他当皇帝的时候只有十九岁，驾崩的时候年仅三十一岁。顺天乡试曝出舞弊丑闻时，咸丰皇帝二十八岁，正是既有动力又有经验，能干一番事业的时刻。
可是此时的大清朝已是内忧外患，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而大清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各自守着自己的小圈子，不思进取，暮气沉沉。科举取士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在咸丰皇帝看来，无论是考官还是考生，所有徇私舞弊的人无疑都是在一点点吞噬着国家的根基，这对年轻的咸丰皇帝来说绝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没有选择大事化小，而是抓住暴露出来的舞弊线索不放，下令重新磨勘所有考卷。
十月二十四日，在专案组成员的监视下，朝廷组织官员在圆明园核查了全部试卷，发现有问题的考卷超过五十份。
这五十份试卷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试卷中出现了很多错别字和谬称，这样的卷子有三十八份。另一类更加离谱，根本就是词不达意，离谱的是这些卷子事后都被涂改过了，这样的卷子有十二份。
检查中还查出另一个人叫余汝偕的考生，此人的疑点在于，第一场试卷写得文理不通，错误百出。到第二场试卷，竟又文采飞扬，妙笔生花。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份试卷不是出自同一人手笔。
此外还发现其中一份试卷，错字高达三百多个。
要知道，一篇八股文的总字数才七百字，这份试卷的错误率近半。而且这份试卷竟然被选中了，也就是说，那位白字先生考中了举人。
调查问题需要勇气，面对暴露出来的真相，更需要勇气。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涉及五十个考生，肯定还涉及更多的官员和相关人等。怎么办？
咸丰得知后非常震惊，礼貌他也不管了，拍案大骂这届考官“荒谬至极”，并立即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
清朝文官的行*处分分为三级，一级比一级重。第一级是罚俸，从扣发一个月到两代不等。第二级是降级，又分为降级留任和降级调任两种。第三级就是革职，这是清代官员处分中最重的。
柏葰可是*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在舞弊事件爆发出来之前，咸丰皇帝还认为柏葰主持考试有功，把他从协办大学士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品级是从一品，文渊阁大学士是正一品。柏葰以掌握实权的*机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真正地实现了名实相符、位极人臣，想不到没高兴几天，所有官职一下子就被撸掉了。
柏葰，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清朝科举中，从科举出身的官员中挑选主考官是一种惯例。当年，大权在握的和珅想当全国会试的主考官，就因为没有进士功名，未能如愿。和珅很不舒服但也没有办法。柏葰是正儿八经的进士，所以有资格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柏葰先后担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内大臣、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又外放地方出任过江南乡试主考官、蒙古都统等，绝对算是履历完整、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员。
柏葰官声并不坏。他年轻的时候出使朝鲜，朝鲜国王要巴结清朝，就给柏葰送了厚礼。这是朝鲜外交上的惯例，按说柏葰收了也就收了，并不算违规，但是柏葰委婉谢绝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柏葰管理过朝廷的三库，这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职位，一旦负责人有一点贪念，手稍微松一点，就能出现重大经济犯罪。但是柏葰没有，这也可见柏葰贪欲并不强。
柏葰在主持江南乡试的时候，还上奏朝廷，指出南方的漕粮征收有问题，豪门大户把压力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同时八旗子弟敲诈勒索普通老百姓。他奏请朝廷严查这些弊端，可见柏葰体恤百姓，品德并不坏。
随着柏葰进了*机处，又当上了内阁大学士，他不再代表个人，而成了一群人的代表。根据他的资历和身份地位，柏葰想不成为一个官僚群体的代表都不可能。柏葰代表的是沿着传统的升迁途径，按部就班得到提拔或者即将得到提拔的那一类官员。他们倾向于维护现有的规章制度，保持既得的利益和游戏规则，反对进行激烈的变革。
在顺天乡试出现问题后，柏葰作为主考官，是最紧张的人。咸丰皇帝成立专案组调查的第二天，柏葰就请求觐见皇帝。咸丰皇帝拒绝见他，并传递出了一个鲜明的态度：顺天乡试舞弊案要彻底调查，绝不讲情面。
皇帝表态要彻查考试舞弊，专案组不敢不全力以赴。他们决定从那张三百多个错字的试卷查起，这名考生叫罗鸿绎。
罗鸿绎身份不简单，他不是普通书生，而是现任刑部主事。他的这个官不是考来的，而是花银子买来的。
清朝的官员选拔，科举考试是主要渠道，是当官的“正途”，此外还有诸多的“杂途”，其中一项就是“捐纳”，也就是朝廷在财*紧张的时候，公开卖官，允许有钱人花钱当官。
罗鸿绎是广东肇庆人，家里有的是钱，他花银子捐纳了个主事的官职，被分配到刑部。然而罗鸿绎当上官没多久就觉得很郁闷，因为他没有科举功名，在官场上被人看不起。
光是看不起也就算了，更让罗鸿绎揪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职业前景非常黯淡，几乎一眼就能看到头。
原来，明朝和清朝的文官制度优待科举正途，倾向有功名的人。比如，在职位安排上，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等重要的官职和地方上的要职，明确规定只能由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担任。
此外，官员在职位升迁、考核上，有科举功名的人都占尽优势。比如，官场惯例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优秀的进士十几年就能当上封疆大吏，很多杂途出身的官员，如罗鸿绎这样花钱当官的，一辈子都在原地踏步。
再比如，同样是工作散漫，上司会认为进士出身的官员是“宽厚爱民”，而杂途出身的官员则是“荒废*务”，要受处分。文官考核中有“才”这么一项。进士出身的官员轻易就能通过，杂途出身的官员很容易得到“才学不济”的评语。所以，罗鸿绎觉得自己在职业生涯受到了歧视，而且没有发展前途。
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能让读书人形成科举网络，形成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可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诸多权利和义务关系。
比如，老师对学生在仕途上有提携和帮助的义务，学生在*治上要服从老师。如果学生弹劾老师，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欺师灭祖。考虑到这层关系，清朝文官制度中的“回避”，特意将“师生”关系也列为必须申报和回避的要素，和“亲属”关系并列。师生不允许有直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防止他们结*营私。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和珅大权在握还吵着要当会试的主考官了，因为主持一次考试，就能收一大群学生。
除了师生关系，同一个考官录取的学生之间还有“同门”之谊。虽然考官不同，但是考取的年份相同的学生之间有“同年”关系。每通过一次考试，就多一圈这样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身后都站着一圈圈的人。一层层人际关系圈子保护着他、帮衬着他，这让罗鸿绎这样的杂途官员羡慕不已。
罗鸿绎感觉自己被正途出身的官员排斥了，自己在刑部很孤单，很寂寞，对前途很失望，他也想要一个科举功名。遗憾的是，银子可以买到官职，却买不到功名。科举功名是非卖品，只有参加考试才能得到。
罗鸿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炉考试，自己也要去考一个科举功名。之前，罗鸿绎已经买了一个国子监监生资格，有了这个资格，他就可以直接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了。
其实，官员回炉参加科举考试，为自己谋一个更好前途的情况，在清朝有很多。不要说刑部主事，一些人当到了员外郎，甚至是*机章京，还义无反顾地重新考试，宁愿从翰林院重新做起，这也可以看出科举的魅力，看出功名的诱惑。
那份错误率高达50％的试卷，就是罗鸿绎的杰作。他错得实在是太离谱了，专案组的成员不相信，连咸丰皇帝也不相信。再加上罗鸿绎是在职的官员，为了慎重起见，咸丰皇帝让他当着大臣的面重考一场。
结果这场考试，对考生罗鸿绎和监考的大臣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罗鸿绎写得满头大汗，才勉勉强强交上一份答卷；监考的大臣看得也是满头大汗，因为答卷写得文理不通，要连蒙带猜才能看懂。最终，咸丰皇帝断定罗鸿绎在顺天乡试中作弊。
我们知道，科举考试防范措施很多，考试纪律也非常严格，那么罗鸿绎是如何作弊的呢？
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是夹带资料。从考试这种形式被发明开始，就有人写小抄作弊。这种方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字写得越来越小，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得到；抄写的工具越来越意想不到，从鞋带、腰带到内裤都有。
但是夹带资料很危险，也很不实用。因为考生入场要被搜身，夹带很容易被发现。而且，你带的资料在考试中不一定用得到。就算你带的资料和本次考试的题目有关系，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文章，还是要考验一个人的真才实学。罗鸿绎很快就把这个作弊手段给否决了。
第二个常用的作弊手段是“冒籍”。冒籍类似现代的“高考移民”，因为各个地方的教育发展程度不同，但分配到的科举功名名额却是固定的。一些考生就假冒籍贯去竞争不激烈、名额较多的省份应试，增加自己的录取概率。
一般是东南沿海的读书人去西北省份，或者录取名额很多的北京。但是，罗鸿绎已经取得了参加北京考试的资格，没有必要冒籍了。
第三个常用的作弊手段是找枪手。这个手段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当时没有指纹验证或者照片比对的技术，冒充成功的机会很大。不利的一面是，枪手本身的水平有高有低，可能发挥失常，不能保证就能考中。
而且，枪手的收费很高，不管有没有考中，都要事先付费。这可是一笔不菲的银子，罗鸿绎思考再三，觉得找枪手不靠谱，这个手段也放弃了。
第四个作弊手段是“换卷”，就是准备质量高的卷子，把自己文理不通的卷子给替换下来。这个手段成功的概率最高，但要打通的关节也最多。不仅要找一个高质量的枪手，而且要买通保管试卷的官员。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打通，就可能前功尽弃。
罗鸿绎考虑后，觉得这样不仅花费多，还容易留下漏洞。于是这个手段也被否决了。
剩下的手段，就是“关节条子”了。所谓“关节条子”，就是通关节和递条子。
通关节就是考生事先和考官打招呼。通过长条形的纸片，考生和考官在条子上约定好暗号，说明试卷内某行某处用某字作为标记。考官记在心里，阅卷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找到符合暗号的试卷后录取。
因为条子的种种优点，它逐渐成为清朝后期最时髦的作弊手段，超越了夹带资料、找枪手、换卷等手段，成为最常用的手段。每次考试之前，考生们四处奔波，找各种关系和路子，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
当然，关节条子花费不菲。考生在条子上画圈，三个圈就是三百两，如果要再保险一点，五个圈就是五百两。
约定俗成，这笔银子事成后支付，不录取不收费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难的是如何找到关节，不过，罗鸿绎这样的在职官员，要找到关节是有他的优势的。
咸丰八年七月，也就是顺天乡试开始前的一个月，罗鸿绎找到了同在京城做官的老乡李鹤龄帮忙。
李鹤龄是进士出身，有科举功名在身。清朝的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都在北京举行，参加的人很多，对监考和阅卷的考官的需求量就特别大，每次考试，都要从北京各个衙门有科举功名的官员中抽调人手。几乎每个衙门每年都有人出去当考官，有些部门甚至全被抽调走了，没几个人能正常工作。
论资历和学问，李鹤龄很可能被抽调为今年的考官，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面对罗鸿绎的条子，李鹤龄一口答应：“罗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给你好消息。”
没想到，考官名单出来后，李鹤龄并没有被抽调为考官。可是，自己把话给说死了，怎么办？不帮忙吧，以后怎么和罗鸿绎相见，以后怎么在同乡面前抬头？要知道，古代人，尤其是官员，是非常重视乡情的。李鹤龄只好去找关系，帮罗鸿绎跑这件事。
他找了自己的同年，被调为本年度同考官的浦安。浦安是翰林院编修，和李鹤龄关系不错，而且觉得在考场上关照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答应尽力帮助。
于是浦安通过李鹤龄拿到了罗鸿绎的条子，通过这张条子上的暗号，让白字先生罗鸿绎考中了第二百三十八名举人。
本来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罗鸿绎都开始享受科举高中的美妙感觉了，谁知道这次考试被御史揭发了。先是平龄出了问题，一般人都觉得这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很快罗鸿绎就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大家发现，在科举考试方面，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罗鸿绎进了刑部大牢，不招是不可能的，稍一用刑，他便一五一十吐出了他的联系人李鹤龄、浦安。
专案组马上请浦安过来喝茶，浦安更不吃打，略略吓唬，他就全盘招认了收条子的事，而且把所有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给后人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案情描述：
浦安批改考卷时，果然看到了有罗鸿绎暗号的卷子，他便按照约定，把罗鸿绎的试卷推荐给了主考官柏葰。
但是这份试卷写得实在太差，即使有浦安的推荐，柏葰看了还是大皱眉头，便派家丁靳祥告诉浦安：这张试卷不能录取。
浦安急了，跑过去当面向柏葰求情，说自己推荐的其他试卷都可以淘汰，但是这一份卷子请中堂大人务必录取。
柏葰见浦安言辞恳切，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便改口同意录取。问题是当时阅卷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录取的名额已经满了，怎么办呢？家丁靳祥就建议从已经录取的试卷中抽一张出来，替换成浦安推荐的这份卷子，柏葰没有反对。
就这样，另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的十年寒窗苦读瞬间化为乌有，而文理不通的罗鸿绎却榜上有名。
柏葰为什么答应浦安，违心录取了罗鸿绎呢？这要谈到官场的人情世故了。
柏葰是主考官，但他毕竟也要照顾到同僚的感受。当考官是一时的，宦海沉浮却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种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也浸染到了科举考试中。
如果有一位考官像浦安那样，坚持一定要录取某位考生，宁可放弃其他的推荐人选也要保住这一个，只要不是有仇，其他考官很难生硬地拒绝他的要求，不然大家关系破了，考试结束之后还怎么相处呢？
柏葰从同僚关系的角度出发，卖给浦安一个面子，决定录取罗鸿绎。另外一个促使他这么做的人，则是家丁靳祥。
家丁是清朝官员生活和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官员们事务繁杂，很多事情不可能自己亲力亲为，这时便需要家丁的帮助。家丁就有了机会接近并分享官员的权力。
靳祥就是这样的人。柏葰因为年纪大了，事情太多，把事情越来越多地推给靳祥处理。他把靳祥带入考场替他办事，当然这不是特例，清朝后期，考官带亲信入场几乎成了惯例。
在顺天乡试中，柏葰过分仰仗靳祥的协助。浦安得知罗鸿绎被淘汰后，就拜托了传递消息的靳祥帮忙。靳祥只是一个仆人，根据后来的审讯资料来看，很可能是柏家的家奴，身份很低。
虽然他狐假虎威，分享了主人的权力，但难免有自卑感，当朝廷命官、翰林编修浦安放低身段，主动求自己帮忙的时候，靳祥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满口答应了下来。靳祥不仅带浦安来向柏葰求情，而且还帮浦安说话。最后还是靳祥提出的替换已经录取的试卷，把罗鸿绎填补上去。在浦安和靳祥两人的求情之下，柏葰默许了。
考中后，罗鸿绎去感谢浦安。浦安告诉罗鸿绎录取他的细节，强调：“你被录取，中堂大人的家丁靳祥出了不少力。”
以上就是罗鸿绎乡试舞弊的具体过程。
按照递条子的潜规则，放榜后，罗鸿绎兑现承诺给了李鹤龄五百两银子，李鹤龄分给浦安三百两，柏葰没有收罗鸿绎一毛钱。以他的身份，没这个必要。
但是问题出在了十月初，录取后，罗鸿绎和柏葰就有了师生之谊。按照规矩，罗鸿绎前去拜访“座师”柏葰，孝敬了十六两银子。
这十六两银子是当时通行的惯例，一般正常录取的考生拜会老师，都会按照这个数目送礼，柏葰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十六两银子。
这区区十六两银子，最后导致了柏葰人头落地。
罗鸿绎、李鹤龄、浦安迅速被捕，不可避免牵扯到了柏葰。
靳祥也被逮入刑部大牢，蹊跷的是，这个关键证人竟然也很快在监狱里暴毙身亡，死因不明。
靳祥的死，给还原乡试舞弊案的真相和相关人员的定罪带来了麻烦。案件的审理被蒙上了阴影。朝野内外，很多人都在嘀咕：这个惊天大案，该怎么收场呢？
众人并没有为难多久，因为在本案中，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肃顺。
肃顺，清朝宗室，郑亲王端华之弟。肃顺没有世袭到爵位，但他靠自己的奋斗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逐渐升迁为户部尚书。他和哥哥端华、怡亲王载垣等人，是晚清倾向变革的王公集团。
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看出肃顺的思想倾向。比如，满人在清朝有铁杆子庄稼，国家养着八旗子弟。国家繁荣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在清朝后期，这就给国家财*造成了巨大压力。
肃顺作为贵族大臣，却是最早提出拔除铁杆子庄稼的人。他对不学无术、愚味迷信的同胞非常不满。肃顺常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就知道伸手要钱”。对于汉人，肃顺没有民族偏见，主张选贤用能，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朝廷中的援手。
据说，肃顺对满人常常恶语相向，对汉族官员却尊称字号，不叫名字，就连敲诈勒索，肃顺也只对满人动手，对汉人不取一丝一毫。所以，当肃顺最后在辛酉*变中失败、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很多八旗子弟在两旁围观，拍手称快，还向他扔石头、鸡蛋。可见，当时多数满族人是反对肃顺的变革主张的。
柏葰和肃顺这两派人，很自然地产生了矛盾冲突，双方明争暗斗不休。不过总的来说，柏葰一帮人的势力还是占据优势，起码从官职上，柏葰等人的职位要比肃顺等人高。
所以，顺天乡试舞弊事件爆发，怡亲王、郑亲王等人又是专案组成员，肃顺一帮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顺天乡试舞弊案，在正常的案件审理之外，又多了一层权力斗争的色彩。在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肃顺虽然不是专案组成员，却是最活跃的编外成员。专案组之所以迅速推进案子的审理，迅速把柏葰抓进大牢，认定案情清楚，很多人认为这一切是肃顺在幕后用力的结果。
专案组一心要扳倒柏葰，他们加班加点地审案，尽力把案情往柏葰身上引。现在，关键证人靳祥死了，肃顺就淡化靳祥的作用，认为只是少了一个直接证人而已。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等人招供的内容相互参照、相互补充，完全可以勾勒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专案组认为，整个案子“事实清楚”。但他们也都是老于官场的官员，没有自己下定论而是发了一道公函，咨请刑部协同商议。毕竟柏葰是正一品的高官，门生亲信遍布天下，而且是守旧派官僚集团的代表，更何况“定罪”这种得罪人的事情，专案组的四个大臣才不会独立做主，自加压力，自添烦恼呢！他们决心把刑部拉来当垫背的。
刑部的专长本来就是定罪、审讯。但面对柏葰，却是个烫手山芋，而且其中一个案犯罗鸿绎还是本部门的官员。刑部既尴尬又无法推脱，好在这些笔杆子们也不是吃素的，研究下来，他们很巧妙地把这个皮球踢回了专案组。
刑部答复道，柏葰“听受嘱托，但查例并无仅听嘱托，不知交通关节，且向来亦未办过似此成案”。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首先，“嘱托”是《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规定的一项罪名。
《大清律例》规定：“乡会试，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
柏葰确实接受了浦安的求情，可以算“听受嘱托”。
但是，刑部马上又搬出了“例”，也就是案例。
清朝的法律并不完善，往往没有定罪和判刑的细则，只规定个大的原则。定罪时，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就是之前的案例。
刑部说，之前的案例，听受嘱托都是和交通关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官员接受了他人的嘱托，往往之前有过交结、密谋。在柏葰的案子里，刑部看不出柏葰和浦安、罗鸿绎等人之前有过“交通关节”。
刑部的真实意思是，柏葰的这个案子是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案子，所以，怎么定罪，还是请专案组的各位大人决定吧！
刑部又把皮球踢给了专案组。专案组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刑部的意见，肃顺一*已经有了决定，咨询刑部，只是表面工作，免得他人说专案组独断专行，单独承担“严刑酷法”的指控。
柏葰的罪名还真是不好定。他事先的确不知道罗鸿绎等人的私下交易，也没有接受条子，更没有和他们有过往来。刑部说他只是“听受嘱托”，其实是准确的，但是不好定罪处罚。
专案组最后拟了个“比照”交通嘱托关节例的罪名，对柏葰判处“斩立决”。
“比照”是古代司法的常用词，就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比附其他相应的条文进行处理。
专案组给柏葰“比照”的罪名就是“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
专案组的证据是，罗鸿绎事后送了柏葰十六两银子。这就是贿赂。这就是他之前和柏葰通关节、走后门，商量好徇私舞弊的证据。
柏葰辩解说，这是学生向考官的正常孝敬。专案组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孝敬？什么是孝敬？表达敬意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单单送银子？你说是礼尚往来，我说就是贿赂！柏葰顿时哑口无言。
清朝的死刑分斩和绞，立即执行的叫作“立决”，死缓叫作“监候”。所以清朝的死刑判决有斩立决、绞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四种形式。
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是最重的一级。
柏葰身份特殊，判决不能按一般的程序审核执行，而是先上奏皇帝，由咸丰皇帝决定，这就是中国古代司法的“八议”制度。王公贵族定罪前，要请示皇帝裁决，以保护权贵们的法律特权。
“八议”的对象是八种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分别指皇亲国戚、皇帝的老朋友、道德高尚感动中国的贤人、才华出众能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立过大功的民族英雄、有很高官职或者爵位的人、无私奉献特别勤劳的人、前朝皇帝后裔。
一般来说，八议的结果往往是减刑，甚至是免刑。清朝继承了八议制度，柏葰够得上其中“贵”的标准，专案组需要把乡试舞弊寒的案卷和建议的刑罚，详细地报告咸丰，最终如何处罚还是要由咸丰决定。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咸丰在勤*殿召见各位亲王、*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如何处置柏葰。咸丰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绝大多数大臣马上把头压得低低的，一个字都不敢说。
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户部尚书肃顺站了出来，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就是将柏葰斩首。
肃顺的理由是科举考试不仅关系朝廷信义，还关系到天下读书人的切身利益。
科举考试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年龄等因素，只看这个人的学问，让所有人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自由竞争。通常情况下，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做官；相反，通不过考试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
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哪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从社会的下层上升到上层，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付出常人难以忍受或者难以想象的代价。少数人实现了身份地位的飞跃，但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甚至出卖了灵*，最后偏离了最初的梦想。
但是，科举制度不需要你用一生去交换，也不需要你出卖灵*，一个人只要肯用功、肯努力，就能用知识改变命运，获取声誉、地位和财富。在理论上是自由、开放、公平的，相对其他制度而言，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得益于科举考试，从社会底层上升到了社会上层。科举制从诞生直到废除的一千几百年里，在中国雷打不动。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甚至统治民族也在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没有变过。
科举考试最根本的优点是保证了社会流动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而它的精髓就在于维护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一旦有权有势的人走关系、通关节，行贿舞弊，就破坏了科举的精髓，践踏了其他人的梦想。下层的人才不能顺畅地流动到上层来，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平衡，最终危及*权的稳定。
从这一点上来说，科举舞弊是在挖清朝的墙角，会动摇清朝的统治根基。因此，肃顺认为，对顺天乡试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考官柏葰“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肃顺论证的角度，恰恰是咸丰皇帝当时最担心的事情。清朝已经内忧外患，咸丰皇帝看到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再看看周围的王公大臣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和既得利益，暮气沉沉，不思进取。
皇帝科举取士的直接目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想不到，官僚集团只顾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当官的人家世代为官，普通老百姓世代为民，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社会板结，后果只能是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造反的太平天国那一边，清王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想到这里，咸丰皇帝简直恨透柏葰了：“我给你高官厚禄，你不但不干正事，还给我捣乱！”他大笔一挥，批准了专案组的意见，将柏葰斩立决。
咸丰的圣旨是这么写的：
“科场为轮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基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葰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且系科甲进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
按照判决，柏葰很快被推到菜市口，准备开刀问斩了。为表示重视程度，这次咸丰派出了豪华监斩阵容，监斩官由户部尚书肃顺、刑部尚书赵光担任。
清朝从建立以来，极少有一品高官被判斩立决。即便有被判处斩首的，也在临刑之前颁布赦免诏书，改斩首为流放。
柏葰被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之前，也以为到时候咸丰皇帝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自己的死罪，改为流放边疆。于是，他叫家人给自己打点流放的行装，准备圣旨一到就起程去外地。
肃顺其实早就拿到了咸丰皇帝下达的死刑判决圣旨。但他就是不拿出来，还在刑场上装好人和柏葰寒暄：“中堂大人，委屈你了。再委屈半个时辰就好了。”“中堂大人，家里可都安顿好了啊？”
柏葰向四周看看，发现一个门生或者亲信都没来。柏葰就想：也对，一会儿我就要流放外地了，他们没必要到刑场来围观，说不定正在我家里帮我收拾行李呢！
一直等到午时三刻，柏葰期待中的赦免圣旨并没有来。肃顺却拿出了早就藏好的圣旨，大声宣布：将人犯验明正身，开刀问斩！
柏葰这才明白，门生亲信们并不是没有必要来刑场，而是不敢来刑场。
大刀落下，柏葰成为清朝唯一一个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大学士，也是中国历史上在科举案中被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柏葰被斩首了，但顺天乡试舞弊案并没有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因为考场里舞弊的考官并非柏葰一个。要知道，在圆明园复核所有试卷的时候，有问题的卷子高达五十份。
还记得向柏葰求情录取罗鸿绎的同考官浦安吗？浦安这个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差，入狱后不仅对伙同罗鸿绎考场作弊的事情供认不讳，而且还把自己在考场内外的所见所闻都招供得格外仔细。
其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浦安供出副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在考场中收到很多条子。浦安说自己亲眼所见，而且程庭桂对收到条子感到非常自豪。
据说在考试开始之前，他就拿着一大沓条子，公开炫耀说：“哎，今年收到的条子太多了，这可让我怎么办呢？”
于是，副主考程庭桂也被专案组请过来喝茶了。
程庭桂承认在考试期间收到很多请托的条子，都是儿子程炳采转送的。这些条子自己看过之后，当场烧掉了。条子上的人，自己一个都没有录取。按照程庭桂的这个说法，他非但没有错，而且坚持原则，是为有功。
程庭桂为官多年，老练得很，看起来是很难突破了。好在他说条子是儿子程炳采送的，于是，程炳采也被专案组拉来做客了。
这个程炳采年轻得很，完全不像父亲程庭柱那样有心机，嘴巴也不像父亲那样严。一进专案组，程炳采就把收到舞弊条子的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供认，刑部侍郎李清凤的儿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的儿子潘祖同、湖南布*使潘铎的儿子潘敦俨等人都给他塞过条子，拜托他父亲在乡试的时候多多关照。
塞条子舞弊的考生还包括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国子监学录王景麟等。他们“回炉”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和罗鸿绎是一样的，即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途。
此外，塞过条子的一般秀才，就更多了。程炳采供认出来的打招呼的人几乎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事态越来越严重，他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专案组成员就皱一下眉头。
最后，程炳采抬头看看专案组里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小声说：“陈大人的公子陈景彦，也送过条子。”这一下，陈孚恩愣住了。专案组成员也牵涉科场舞弊，这案子还怎么审下去？
条子满天飞，把考生和考官都牵扯起来，再加上当事人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让科举考试完全变了味，这是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朝后期的一个特有现象。
科举考试前的五六月间，是确定正副主考官、同考官的时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纷纷出动，或拜访、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
考试还没开始，考官们计划录取的亲戚朋友、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已经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
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比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难、更辛苦。
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关系户，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答卷的优劣。最后拟定录取名单，将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写上之后就剩不下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没有背景的普通考生，把名字写上去，当当花瓶，应付舆论。
顺天府是首都，考试的问题最多。顺天府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们，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针对性地做这些人的工作，拿着金银财宝，一个一个地公关做工作，几乎没有失手的。
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人情关系、权力网络，比赤裸裸的贿赂更厉害，考官未必会收贿赂，但他怎么样都摆脱不了人情和权力的罗网。事实上，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贿，就能在考试中受到照顾。
权力因素始终影响着科举考试，扼住了官场准入的咽喉。科举制度原本想尽可能地创除掉家庭背景、权力和财富因素等的影响，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舞台，让普通人家的孩子有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到了清朝后期，普通人家的孩子又一次成了弱势群体。
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条子，就是条子背后的达官显贵和人情世故网络。
当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得知自已的儿子涉案后，马上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他在奏折中说，自已回家后，马上好好教训了不肖之子陈景彦，得知陈景彦的确向考场内送过条子后，自己感到万分震惊，请求将陈景彦革职，同时申请回避此案，并请求皇上处分自己。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陈孚恩的儿子陈景彦是刑部候补员外郎，而李清凤的儿子李旦华是工部郎中，他们都是有官职的人。中国古代有任子制，或者称为恩荫制，就是高官的儿子可以直接当官。
清朝继承了这种做法，规定一品高官的子孙可以授予五品级别的官职，二品高官的子孙则是六品、三品官员的子孙则是七品，四品官员的子孙对应细末小官或者免试进入国子监读书。
清朝官员只要做到四品以上，也就是地方官道台、京官副卿等以上，就给儿子赚到了一顶乌纱帽。像陈孚恩、李清凤这样级别的官员，儿子当官是很容易的事情。
清朝皇帝召见高官，寒暄的时候常常提起的话题就是：“你儿子是否当差？在什么地方当差？”这样当官的人，虽然只是杂途官员，比不上正途出身的进士，但毕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
话说回来，陈景彦等人给人传递的条子，不是请求考官录取自己，而是辗转替其他考生传递的。这些考生也不知道拐了几道弯，才搭上关系让陈景彦这样的公子哥儿把条子递进去。同样，陈景彦等人也是不知道拐了几道弯，才认识这些拜托自己办事的考生。
他们很可能从中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但在条子满天飞的环境下，这样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只是没有想到，咸丰皇帝下定决心要整顿科举考试，他们就只能怪自已撞到枪口上了。
咸丰皇帝对陈孚恩积极主动的态度还是满意的，下旨将陈景彦革职，审理彻查。陈孚恩对儿子所做的一切并不知情，应该受什么处分，按照正规渠道办理即可，但是不用退出专案组。舞弊案有关陈景彦的部分，陈孚恩必须回避，但相信陈孚恩会秉公办理其他内容，不用回避。
有咸丰皇帝的鲜明态度，有柏葰的前车之鉴，舞弊案继续推进。相关递条子的人，纷纷逃出了北京，很快就被得到通知的当地官府捉拿归案。
程炳采被斩首，副主考程庭桂按律也该斩首，但咸丰皇帝看在他儿子刚刚被斩首的分上，法外开恩，将程庭桂革职，发配到新疆去效力赎罪。
据说发配的当天，陈孚恩还去给程庭桂送行。陈孚恩哭着拉着程庭桂的手说：“没有保住你儿子的命，很对不起你！”程庭桂回答：“我的命能保住，就已经很不错了。”
传递条子的相关人员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潘祖同、陈景彦都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同考官邹石麟为平龄更改朱卷，被革职，永不叙用。
余汝偕等十二名试卷有问题的举人，并同考官徐桐、钟琇、涂觉纲、何福咸，对读官鲍应名等人，都按照程序先后受到处理。最终，顺天科场舞弊案总共惩处九十一人，其中斩首五人、流放十人、革职七人、降级调用十六人、罚俸三十八人。
如此严重的处罚，让满朝官员大惊失色。柏葰死后多年，他的门生故旧，没有一个人敢去祭奠他。很多官员还因为没有被委派为考官而觉得委屈，案发后都暗自庆幸。的确，在普遍违规违法的大环境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顺天科场舞弊案完结后，科举考试立刻纪律严明起来。这个案子一直拖到咸丰九年的上半年，才陆陆续续处理完所有事情。当时正值全国的会试，考官们再也不敢携带家人进入考场，凡事亲力亲为，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考生入场时，监考的官员格外认真地给每个人搜身，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让携带进入考场。通关系、走后门的情况不能说杜绝了，但变得非常隐秘。考官们都亲自阅卷评判，看到条子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清史稿》评价这个案子说，“科场清肃，历三十年”。从咸丰九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爆发过大的科举舞弊案件。柏葰的死，换来了三十年相对公平公正的科举环境，也算是死得其所。
之前我们说到，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没变过，可见科举有它存在的理由。
但是科举制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考试内容僵化。科举发展到明清，规定文章标准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必须根据程朱理学的精神作答；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怎么写、用什么句式，哪一句话亮出观点，哪一句话应该引用都有规定。
八股文的本意是统一天下文章的体例格式，尽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础对考生的影响。
但是这样高度规范的文章要求遇到现实中趋利的中国人就变了样。八股文很快堕落为刻板、保守的牢笼。读书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文章从头背到尾，什么唐诗宋词、什么民间疾苦都抛到脑后了。八股取士录取了很多背死书、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
清朝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个书生在读《史记》，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你在读什么书？”
书生说：“《史记》。”进士问：“谁写的？”书生回答：“司马迁。”“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没有功名。”进士马上不高兴了，说：“原来没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他拿过《史记》翻了几页，扔在一旁说：“此书于科举无益，看它做什么？”
顾炎武曾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被活埋的只有数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五六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发展到最后，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光绪皇帝亲阅进士考卷，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毫无用处，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
古代朝廷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功利心。科举制度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利益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科举功名”和“读书考试”三者之间画上等号。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有马多如簇”，面对诱惑，读书人一头扎进四书五经中去了。
科举制度的确有许多问题，越到后来问题越多，但通过科举这个平台，历史上也走出了流芳千古的无数名臣，如果没有科举，这些人很难实现自身的价值。
每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每项制度发展几百年后，人们回头再看，总会发现它和最初的设计并不吻合。
不得不说，科举制度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人事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它并不完美，但它已经是祖先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人事制度了。
